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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十二條法則

「快樂就好」是現代人常見的立場,但在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認為,快樂並不應該成為人生的追求,我們應該行走在混亂與秩序的邊界,尋找道家倡導的陰陽調和,追求遠比快樂偉大的意義。彼得森也藉由《生存的十二條法則》點出一條發現價值與意義的道路,指導我們如何從注重自身開始,遵循傳統的教誨,挖掘出生命中的善良,對抗充斥在人類社會中的怨恨、憎惡與黑暗,並勇敢的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站直,抬頭挺胸

無論對我們的身體或心理,垂頭喪氣都只會讓人產生更多刺激自卑情緒的激素,垂頭喪氣是一個負回饋循環,一旦我們開始自卑,便只會更加自卑。

因此,從一個簡單的動作開始,挺起胸膛,讓精神振奮,脫離自卑,擁抱自信。

善待自己,如同善待任何你有責任幫助的人

人會嚴格地對別人,叫別人吃藥,但到面對自身時,卻無法以相同嚴格、對自己好的手段善待自我。

混亂、秩序與意識

經驗世界可以被切分為混亂、秩序和意識。混亂是未知的領域,是暗藏危機的迷霧、深淵中的暗黑與深海中的挑戰,是死亡沼澤與魔多;秩序是人類已知的部分,是傳統、家庭、部族、舒適圈與社會,是夏爾與剛鐸;意識則是兩者間流通的過程。我們總是身處秩序中,被混亂包圍,當遭遇秩序之外的混亂時,我們的身體會自動做出本能反應,接著是情緒,最後才是思考。

人類在感知周圍事物時並非先看到物體本身,而是先感知出物體所蘊涵的意義,再看到物體,或者兩者同時發生,我們對於混亂與秩序的體悟也是同理,兩者正是我們經驗的基本構成。

秩序是人類的陽性,混亂則是陰性,對應著男女性格。如同道家陰陽調和所揭示,要挖掘人生真正意義,必須置身於混亂和秩序之間,飛昇至兩者之上的領域,雙腳分別踩踏於混亂和秩序,在看見秩序的前提下探索未知混亂、學習新知與面對挑戰。

人性中的惡

我們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也是能看見自己本身所有弱點與缺陷的人物,同時,人類擁有折磨、摧毀生命的力,因此當我們看見自身罪惡後,便會藉由剝奪對自身有益處的行為毫不留情懲罰自己,希望讓自己從世界上消失,減少世間的「惡」。也因此,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何我們不會敦促自己吃藥?因為打重心底,我們都希望自己湮滅。但實際上,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消滅「惡」本身,而是盡力彌補、奉獻,若是我們屈服於對自身的懲罰,便只會淪為自我的奴隸。

解方

因此,不要困在自己為自己構築的牢籠中,而是想辦法成為自己的主人,思考「如果我好好照顧自己,我的人生會是怎麼樣子?有什麼挑戰性的工作(混亂)會使我成長?我有沒有擔起應有的責任?在閒暇時,什麼樣的活動會使我知識儲備與體能增加?」,主宰自己的性格,決定自己要走的路,行走在混亂與秩序的交界,尋找其中揭示的意義,信守對自己的承諾,善待自己。

結交希望你變得更好的朋友

如果將ㄧ個懶惰者放入團體中,通常不是團體會矯正這個人的行為,而是跟著一起墮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向上攀爬遠比向下沉淪困難許多。

有些人毫不在意自身狀態、任由生活敗壞、將該做的事拖過一天又一天(認為「那是明天的我要擔心的」),當我們幫助這些人時,若他們自己不願改善,那通常我們繼續幫助的動機就變成為了展現自己的同情能力和證明自己的品德,或是和他們站在一起更能凸顯自身的高尚,說服自己是個善解人意的好人;但實際上,這麼做不僅無益於協助他人改善問題,反而會將自己拖入混亂的深淵中。

因此,用理智判斷一段關係的好壞,當判斷出眼前的人不是真正需要幫助時,懂的適時前往他處,遠離無關緊要的同情和憐憫,重整自身關係。學習勇氣、力量與膽識,這樣我們才能站在優秀的人身邊,與他們相互學習、幫助。

跟昨天的自己比,而不是跟今天的別人比

競賽

人生由眾多的良性競賽組成,我們在不同領域、與不同的人競爭。我們內心存在一個嚴格的批評者,最了解自己的他會無情的在競賽中利用更優秀的事物批評自我。

有兩種常見手段幫助我們應對這種殘酷且寫實的批判。一是用「正向錯覺」洗腦自己,也就是「阿Q精神」;二是利用亙古不變的「世界上存在許多比你優秀的人才,也存在比你劣等的人才」公理說服自己任何比較、努力都無意義與差別,好像我們做什麼世界都不變一般(換句話說,不需努力),但別忘了,這是一條眾所皆知的公理,拿它來當作準則僅僅是大腦試圖自我欺騙的虛無主義手段罷了。

並無所謂「中立的選擇」,因為人一但做出抉擇便意味著自己現在做的事比其他選項更好,否則就不會選擇這樣做了。這也代表我們是以特定價值觀與成就標準下去做決定的,因此內心能對每個事件的結果產生優劣之分,換言之,其實每個事件都是一場競賽,而人生正是由大大小小地競賽組成。

我們內心的批評者很常使用單一領域的競賽,如學科、名氣等,來與他人進行比較,又經常把結果過度放大,使我們情緒強烈起伏。但反向來說,比較也是必要的,因為在孩提時代,我們並無智慧與時間建立自己的標準,因此只能夠過與他人交互參照、比較的方式決斷事物,但隨著我們長大、變得有智慧,個體間的差異逐漸顯現,這時我們必須深入混亂中尋求內心準則與所向(天性),清楚的看見自身本質,發覺自身文化價值。

獨特性

人無法僅是透過想法與意志力使身體聽命行事,因為我們不是壓制自己天性的暴君,也不是臣服於身體的奴隸,更不僅是擁有聽取並執行命令的功能而已。我們擁有自己的命運,並應該扛起社會網絡中享受自由(譬如遵從自己天性,這也是一種自由)相應的責任與道德義務。

在脫離了父母後,在拿自己與他人比較時我們應該意識到生命脈絡所造就的個人獨特性與自身天命,認知到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多樣化與差異,因此作為成人,我們應當學會如何適度與他人的不同。

批評

承接上述,人總是會從不好的往更好的發展。因此內心的批評者也並非全然負面,適當給予批評者檢查員的地位,請他揪出身體的缺漏,考察心靈的腐敗,並仔細聆聽建議,建立起下一個整修計劃。同時應該謹記快樂總是會出現在整修時的上坡路,並非山頂,快樂來自希望,換言之,是努力賦予結果意義,而非意義本身令人沈醉。

跟懶惰的自己協商,請他同意整修計劃,並展開許多微小的行動,否則內在的自己一定會不滿意然後蠻橫地奪過控制權。讓改革緩慢進行,每一天都做的比昨天好,每一個夜晚都做的比早晨好。

目標

人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會自動忽視專注力所在處以外的東西。客觀的世界一直都在那裡,但人的雙睛,能夠自動在其中尋找符合我們目標的事物,從中篩選出目標所求,因此,如果我們的目標停留在狹隘的「我應該得到某物」,那麼在無法得到時便只會產生嫉妒和憤恨;但如果我們將目標設定為「提升自己以得到某物」,世界並未改變,但我們會開始搜尋能自我提升的辦法。我們瞄準的目標能決定我們看見什麼。

實行

人是盲目的,最底層驅動人行為的「信念」(或是說道德)僅能依靠觀察來獲得,而非依賴思想,即,人的信念實際上是由社會、文化、生物、經歷等無數事物制約、累積而成。而宗教便是對於道德本身的極致考察,宗教是關於行為合宜,關於善惡本質的描述,敦促人追尋柏拉圖的善,遵循規則,成為好人,因此,服從也是宗教的基本要求。儘管盲目的服從並不意味真正的了解善,但這至少是個開始,若連堅定往目標移動的能力都無法做到,那瞄準再好的目標有何用?

所以,留心生活中的種種細節,放棄操弄、放縱、藉口、忽視與苛責,學會最基礎的服從,學會與懶惰的內心協商,設定一個目標,緩慢的踏上路途,努力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別讓孩子做出令你討厭他們的事

在二戰後自由主義的思潮下,人們呼籲解構穩定傳統,並視父母管教權威為暴政。同時現代人也多繼承盧梭的想法,將兒童視為純粹的善良與美好,更進一步說明,將原始、無社會規範看作純真,但事實上社會化卻是降低犯罪率與帶來文明的主因,兒童也不僅有善良的一面。換言之,社會結構與傳統並非暴力的源頭,反而是缺乏管教與秩序才會帶來傷害。

管教與虐待

誠然,過度與不良的管教的確能稱作虐待兒童,但真正的管教孩子應該是「一種負責的行為」,「管教並不是在為孩子的品性不端而發怒,也不是在報復孩子做錯事,而是慈愛和長遠判斷的謹慎結合」。並且規則也不會限制孩子的創造力,反而會促進創意。管教能為孩子劃清界線,帶來安全感,避免其墮入恐怖又鬆散的自由。暴力、吸毒並不奇怪,因為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真正的奇怪奧秘是為什麼人們會追求和平與平靜,從暴力過度到和平的過程中,需要大量耐心管教使孩子調節心靈與建立與社會的互動。

威脅和懲罰可以遏阻令人厭惡的行為,獎勵則會強化理想行為,這兩者也是父母管教的大棒與紅蘿蔔。父母可以擔任起管教的責任,或是將之交給現實社會,但後者並非立基於愛,也不是愛的展現,而是放棄與拒絕承擔。管教對於孩子成長、社交與融入社會是有絕對必要性的,只有在功能失常的社會中,管教才是專橫霸道的,只有在專斷的家庭中,懲罰才是虐待與壓迫。重點並不在於懲罰的好壞,而是使用懲罰的人。

懲罰應該謹慎的在最低限度下施行,循序漸進,並且要讓孩子意識到懲罰是有強制力的,而非口頭威脅。同上段所述,拒絕管教只是透過親切來合理化拋棄應擔起的責任,把爛攤子丟給別人。

管教的原則

因此,管教應該有以下原則,一、限制規則的數量;二、最低限度與必要強制力;三、父母參與,承擔應有的管教責任;四、父母應該是世界的代言人,是使孩子認識社會、社會化的媒介;五、父母應該認知到自己會變得嚴厲、憤恨、自大、虛偽,持續與小孩鬥志鬥勇有可能讓父母陷入報復心態之中,淪為專斷的掌權者並對其視而不見,此時管教行為就變質了,成為純粹暴力與畸形的愛。承擔起父母的責任,用愛樹立管教,人人都喜歡禮貌的小孩與負責的父母,好的管教,是父母能贈予孩子最偉大、最完美的禮物,因為這份禮物將會伴隨孩子的一生,陪他探索社會、建立人際關係與面對混亂,並延續精神,世代相傳。

批評世界之前,先整理好你的房間

托爾斯泰意識到,若用理性知識探尋存有本質與結構,只能發現邪惡與荒謬,也就是否定生命,因此他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理智,否定自己理智發現的事物。托爾斯泰認為,若要掙脫這些想法,一是退回發現此事之前的無知狀態,二是渾渾噩噩追求享樂,三是苟延殘喘、懦弱的逃避,儘管意識到生命的醜惡卻沒有勇氣終結生命,第四則是最痛苦、也是最堅強的一條道路,即終結生命本身。

索忍尼辛在體會過生命最邪惡、醜陋的暴行後卻並未付諸報復與毀滅,反而重新思考苦難是否應該歸咎於自身,因為人對無形的力量導致的苦難無可奈何,但卻可以改變自身造就的苦難。人類塑造了社會與人生,在穩定之中安居樂業,忘記了戰戰兢兢,當意外降臨時,卻怪罪於不可預測的意外,而非缺少未雨綢繆。

所以,在指責存有的悲慘與生活的隨機性並陷入報復心態之前,或許應該先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停止做錯誤的事,仔細想想自己應該為哪些事負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修身前別想著家與國,在整頓好自身前別怪罪社會或意識形態,遵循自己的靈魂。

或許生命中的善良,要比邪惡來的強大。

做有意義的事(不要便宜行事)

要逃離充斥在生命中的苦難,最簡單的解方就是奉行享樂主義、跟隨衝動、及時行樂。不過除此之外,可能還存在其他道路。

從犧牲到意義

透過古老的奉獻儀式,人們意識到或許有方法能跟現實討價還價,我們捨棄當前珍視的事物,換取更好的未來。宗教的祭拜儀式正象徵此概念,向神承諾某件事物(可能是金錢、勞力、放棄某物、達成某事)換取賜予的美好未來。人類逐漸發展出「延宕滿足」的概念,更進一步說明,人類發可以將現實的物質轉換為慷慨與互助儲存在人際關係中,促使了道德的萌芽。延宕的行為出現了,並且人們發現與未來談判、延宕享樂的人更容易成功,也就是說成功者在現實必須有所犧牲,因此人們的問題轉為,可能的最大犧牲是什麼?做出如此犧牲究竟能帶來什麼?

若我們觀察那些願意做出最大犧牲、放棄及時行樂與便宜行事的人,我們能發現他們在面臨邪惡時,他們透過堅守自己的信仰、擁抱意義與追尋善良本質來緩解苦難。蘇格拉底在面臨死亡審判時,受到內心聲音的觸動,決心不以任何方式逃避命運,反而在過程中繼續坦承地面對真理與意義,擁抱並接受天命,將之視為祝福,此舉也是蘇格拉底智慧超群的原因。也就是說,犧牲帶來的是某種更高層次的意義。但,意義是什麼?

苦難與邪惡

生命本身的悲劇不容質疑。如果痛苦與災難定義了存有,那麼報復與怨恨則可視為對存有的反對,也是對生命的否定。同時人類的作惡能力也會使生命的苦難雪上加霜,因此人生的問題除了該犧牲什麼以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如何避免邪惡——有意識的刻意報復。那麼,我們該如何對抗邪惡?榮格認為:「沒有一顆樹的枝芽能觸及天堂,除非它扎根至地獄。」唯有深入了解邪惡本身,親自承受邪惡帶來的誘惑與挑戰,才會擁有對抗邪惡的資本。同時,在我們對抗邪惡時若不想淪陷,那麼勢必要擁有一個在所有思想之上的終極價值觀——也就是意義。

簡而言之,人可以透過犧牲與延宕滿足對抗苦難,但在做這些困難、反直覺、不及時行樂的舉動時,則需要一個意義來支撐和指導我們。

宗教

尼采認為,人們之所以殺死上帝,正是由於基督教建立起的「真理感」,人們開始探究真理並質疑基督教的教義是否真的為其倡導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教會將救贖的責任交與基督的犧牲,「缺乏勇氣承認耶穌對他們的要求」,信徒能藉此合理的放棄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在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教會認為世界不需要一個新的基督來要求人們承擔起最初的責任,因為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已經幫助人們卸下肩上的重擔。也就是說,信徒實際上只是遵從僵化的宗教規範但卻並未真正了解自身責任。但尼采與杜斯托也夫斯基也一致認為傳統社會中的束縛與枷鎖還是有其必要。個體在享有自由行動的資格前必須先接受紀律的洗禮,儘管紀律與管教有可能在精神上將人壓垮(別讓孩子做出令你討厭他們的事)。杜斯托也夫斯基更進一步指出,在理性邏輯與才智方面,無神論與虛無主義者的確贏過宗教,但宗教之所以更勝一籌的原因在於能賦予人意義,建立起人的道德良善。

因此,人有必要自己面對肩上的苦難,而不只是把責任丟給基督然後自己無所作為。人類必須扛起重擔、遠離享樂並追尋支撐我們做這一切的意義。

思考

「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在深切的看待自身懷疑後,發現「思考」是人的本質以及無法被撼動的命題。思考本身是一種演化過程的邏輯延伸,人類能藉由腦中的各種推演避開死亡,也就是「讓想法代替自己死亡」。根據佛洛伊德與榮格的觀點,每個想法實際上都擁有自己的目標與結構,不同於冷冰冰的現實,想法是一種人格,每個想法都會對內心造成影響,呼籲身體成為它的化身,因此人實際上是想法向量們的總和。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創造自己的價值觀,因為人無法把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強加於靈魂。舉例來說,人在下令自己去做某件事時,許多不同的想法會跳出來阻擋、否決並改變最終決定,使我們無法僅憑自身想法就驅動自身。所以,意義本身只能依賴探尋,那麼我們該如何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

意義

在彼得森追尋笛卡兒的腳步,認真看待自身懷疑並深入黑暗與邪惡探尋無法被撼動的本質——也就是意義——時發現社會主義其實比資本主義更在乎金錢,世間的痛苦與人類作惡的能力是唯一可以確切被感受到的事物,金錢在其面前完全不值一提,也無法改善苦難。因此如果非善存在,那麼必然存在相反的善良,也就是避免人痛苦、報復與憎恨的事物。彼得森以此發展出個人的道德觀念,將減輕世間不必要的折磨與苦難當作人生的最高準則。這個被放置在思想金字塔頂端的概念,將成為人信仰的神,是所有想法共同服務的目標,也是個人的終極價值觀。

Tip
但更重要的是意義本身與探尋意義的過程。每個人都應該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

最終,人的感官、思想與行為將服務於此意義,秩序與混亂也會在此時空之下獲得平衡。人所能達到最美好的境界,就是沉浸於自己發覺到的意義之中。

說實話,或者至少不要說謊。

人皆擁有操縱語言的能力,我們能夠扭曲現實,將自己放入編織好的謊言中。這些人認為自己的知識已經足以定義出美好未來的樣貌,並相信現實是難以忍受的,但現實既不難以忍受,也不能被扭曲與操縱。活在字定義烏托邦中的人與現實背道而馳,不願向他人與自己揭露真實的自己。榮格等心理學家認為,謊言會扭曲存有的結構與腐化靈魂。

理性

理性是這一切的兇手,理性難以抵抗一個糟糕的誘惑——將其認知提升到絕對地位,因此理性操弄欺騙、偽造、誤導、謊言與掩蓋手段,吹捧自己的本事與作品,狂妄的認為自身理論能夠解釋一切事物,任何現實都被發現並掌握了。什麼能拯救存有?極權主義者會說:「你必須仰賴對已知事物的信心」,但真正能拯救生命的,是願意「從未知的事物中學習」。人常常因聰明才智而驕傲自大,堅信自己正確無誤,但也因此被知識欺瞞,活在幻想泡泡中不願面對現實世界的苦難與真實。

解方

一旦我們決定不要說謊,凝視恐怖的未知,願意讓「看清事物」挑戰已知的世界,那麼就會發現我們不只我們知道的這些,處於未知領域的一切都有機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永遠不要因為你現在的樣子,而犧牲你可能成為的樣子。永遠不要為了抓住既有的安全感,放棄你內心更好的選擇」,嘗試撇見超越現在的可能性——並且不要放棄它。

立定一個與品格相關的志向,努力前進,在過程中不要別人和自己說謊。當理性試圖說謊時,內在會呈現一種分裂的脆弱狀態,此時我們就知道應該揪出謊言了。並且只要我們不要像極權主義者一般認為志向是絕對的,我們就會知道應不應該轉變目標,傾聽內心的批評者最真實、質疑自己的聲音。

小結

巨大的謊言是由無數小謊組成,一旦我們認為撒小謊無所謂,這些謊言終將組成巨大的蜘蛛網將我們困於其中,成功的謊言必然伴隨高傲與優越感,因此當已知知識構成的幻想與謊言被現實打破時,我們就會責怪命運、歸咎世界、產生報復心理,最終訴諸毀滅。

脆弱的理性經常受到已知事物、知識及其成就感誘惑,將人封閉於虛幻的烏托邦之中,利用語言產生謊言,禁錮生命、逃避現實,將我們拉進報復深淵中。因此我們應該認清現實、承認無知、面對未知,遁入其中追求成長與改變。阻止理性嘗試說謊的意圖,遵循內心真實的聲音,請善於質疑的批評者掌握船舵——他會知道何時該轉彎——並往更高的光明未知前進。

假設你的聆聽對象,可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人類的記憶是可以被捏造的,由於我們都不是客觀事實的百分之百觀測與記憶者,因此只要稍加引導,我們就很容易受到擺佈,落入錯誤的事實之中——更進一步來說,事實可能永遠都沒有人知道。因此再與他人對話時要謹慎小心,不要讓自身的意識形態成為操弄他人的工具,最好的避免方法就是:傾聽。

思考

真正的思考並不常見,大多時候思考只是被誤認的自我批判。思考是聆聽自己,讓自己內心處於不同時空的聲音相互對話,透過思考,我們能讓內心的不同聲音真正的討論——而不是玩文字遊戲與詭辯。討論包含了兩的部分,聆聽與闡述,透過腦袋中不同人格思想的激辯,我們能獲得真正的意見交換與成長。

對話

不過除了在腦袋中進行耗費力氣的自我辯論外,我們還可以與他人對話,將自己的想法真誠地在社會大眾面前攤開,讓傾聽者檢視自己的論述,查看自己嚇到公眾的意見是否真正有道理。作為傾聽者時,則應該聆聽敘述者的話語,靜靜的理解,「人只要閉上嘴巴,就會變得相當聰明」,傾聽是一個完美討論的必要元素之一,如果人們只顧著闡述自身想法,那麼現場只會變成一鍋混亂的粥。

如何真正的傾聽他人?心理治療師羅傑斯認為,真正的聆聽要能夠總結對方的言論直到對方滿意為止。這麼做有三個好處,一是能真正了解對方在說什麼,以對方的價值觀看待世界,並且自己也可能受到改變,而這種可能被改變的風險,正是大多數人不願意承擔的。二是總結能夠精煉、加強記憶,記憶並不是為了精確紀錄,而是為未來做準備。三則是能避免稻草人謬誤,在精煉了他人思想後,我們可能從中學習或是以思想精華真正的反駁對方觀點,無論何者,我們的思想都將變得更為強大。不要過早下判斷,仔細聆聽並嘗試了解。

對話的形式有很多,如單純爭取同情、彼此討好的虛偽對話、各說各話的發表大會、同溫層間的互相取暖(也是過度簡化、充滿稻草人謬論的場合),這些對話的目的皆不在於聆聽,真正的對話能讓我們透過聆聽者的反應整頓心靈並與社會磨合。其他的對話還有演講(講者與聽者間的對話)與挖苦大會,這種充滿幽默與諷刺的對話最容易出現在年輕的靈魂中,朋友間透過毫無底線的互嗆享受彼此的羞辱與貶低。

超越對話

最後一種對話近似聆聽,每個敘述者的參與只有一個——學習,這種對話是現今哲學的成因,也是最高形式的思考,所有參與者都代表一個獨立的哲學觀念,此哲學觀念深深的處於個人的每個細胞中,而不是僅僅作為知識存在,參與者們調動彼此的哲學思想合力探索未知的混亂,因為他們承認自己的無知與不足,願意付出代價與邪惡對抗。成員們信任彼此的結論、經驗與觀點,不拘泥於已知的事物,努力挖掘內心湧現的未知思想。既是聆聽他人,也是聆聽自己。最終陳舊的心靈死去,新生降臨。

對話迷人的地方在於,能夠使思想間結合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立足秩序、探索混亂。有趣的靈魂彼此相通、互助合作。智慧不僅包含已有的知識,更蘊含對知識的不斷追尋,蘇格拉底之所以是最有智慧人類,正是因為他知道自己一無所知。

說話要精準

人與世界的溝通並非依靠客觀外表,而是直接感受事物的意義,除了使用感官探測事物外,人更多的是依賴內心觸摸世界。因為現實世界的複雜性遠遠高於大腦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們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篩選與簡化,也因此精確的目標對人而言極為重要,否則我們將被繁雜的訊號淹沒。

我們在生活與社會中經常將自己帶入特定情境中,在開車時我們會很自然的把汽車當作人體的延伸、家庭中帶來的歸屬感與一體性、愛國主義總是能使人覺得自己就是國家的一部分,並為之奉獻生命。人類的內在極度社會化與互助能力驅動了人類自我邊界的擴張與變動,這也是我們以心靈感受世界的另一項證據。

混亂

當事物不如預期的那樣運行時,世界的複雜性便會將我們淹沒,我們意識到事情並不如設想的簡單,熟悉的一切在眼前分崩離析,墮入混亂。但混亂的降臨往往存在先兆,人類最常犯下疏忽之罪。當問題出現時,我們可以選擇逃避、忽視、放棄,或是痛苦地正視問題,並彼此協商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在問題試圖引起注意之初就將其扼殺,而不是任由混亂吞噬一切。

生活中的混亂無可避免,但每個混亂的背後都隱藏著不負責、不留心、不努力、不討論或不思考。裝聾作啞不僅不能帶來幸福,只會讓最不想面對的事在人最脆弱時來敲門,將人擊垮。

逃避心態

為何人不喜歡指出問題?因為明確的指出問題意味著承認問題、允許自己知道想要什麼,定義了成功(得到)與失敗(得不到),而一旦我們定義了失敗,便會本能的逃避失敗的滋味——哪怕其中也有一絲成功的可能性。我們不喜歡劇烈的痛苦、挫折與失敗,但卻可以忍受溫水煮青蛙般的緩慢絕望、迷茫的挫折與時光消逝引發的惆悵。

逃避無法解決問題,只是坐在原地等死,拋棄應扛起的責任與負擔。

解方

在遭遇混亂並且願意承認自己的不快樂,願意正視問題後,我們便能勇敢且清晰的思考,分析、重整與簡化混亂,精確的提取我們想要的,放棄腐敗的,最終重新建立秩序。並且將意識延伸到新發現的秩序之中,重塑自己的本質,成為更好的自己。這個過程很恐怖,也很困難,因為想像中的惡夢永遠比現實威脅可怕,但倘若我們不正視混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將是毀滅性的。以精確的眼光簡化複雜的世界與混亂,不要躲藏在模糊的用詞與懷疑的想法中,組織自己的語言,確認自己處於哪裡,列出具體的目的地,留意混亂的蹤跡,即時修正腳步,堅毅、勇敢的大步邁進。

在孩子玩滑板時,不要干擾他們

人都喜歡冒險,享受探索混亂並從中學習的過程。但有些人卻假借為他人著想之名剝奪自由,妄圖改變他人。

批判左翼

社會主義

喬治·歐威爾對社會主義者提出深切的批判,他認為許多上層的社會主義者僅僅是空談哲學思維,四處標誌受害者並分送憐憫的標籤,這些人其實並不如自己宣稱的那般喜歡窮人——事實上,他們大多只是痛恨有錢人、痛恨高於自己的權力並以道德偽裝自己獨裁慾望。這些人受到尼采所說的「怨恨」驅動,只是想要報復與反對。我們能夠從一個人的行為反推他的動機,如果這些宣稱是在關心他人之人行為卻造就了憂鬱與痛苦,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的動機並非如此,真正要幫助他人者,並不會嘗試重塑別人的樣貌——或者至少會先改變自己。因此在這背後,存在著一股更黑暗的力量。

人類的審判者

對於那些認為應該毀滅人類之人來說,他們自命為人類的審判者,試圖為了地球著想。但事實上,人類的發展並不存在參照,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是不斷摸索、探索未知的嘗試過程。對整體人類而言,昨日才剛剛脫離貧窮與疾病,今天就突然被要求放棄剛到手的富裕,投身環境保育,顯然操之過急了。此外,許多自命為審判者的人,也經常是挺身對抗偏見之人。

父權

現代社會中一種常見的呼聲,就是男性的一切成就都是父權制度中不勞而獲的產物,因此男性的地位在社會中不斷下降,除了因生理的差異造成男性比較不聽話、更獨立與較不容易憂鬱——這恰好也證明了性別並非全然由社會建構,男女在性格與處世上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例如男性對事物更感興趣,女性則是對人——外,男性也更為叛逆、喜愛競爭與不服從,而十八世紀晚期以來興建的學校正好是打擊不服從的場所。另外一項原因是在現代社會中,女性能夠參與男女的競賽,但男性往往只能參與男性的競賽,因此男性的角色就變得十分尷尬,隨著愈來愈多的女性參與進各式競賽中,男性往往只能退出競賽,因此「男性廢退」的問題在現代社會逐漸浮現,但這對於女性來說卻未必是好事。1

女性的擇偶標準是在競賽中的獲勝者,希望與地位高於或等於自己的人結婚;反觀男性則較願意接受社經地位低於自己的女性伴侶。因此當人人都渴望美好婚姻與穩定關係時,能到達女性標準的男性卻逐漸減少,原先象徵父權社會中壓迫的婚姻也變成上層階級的奢侈品。

大學中吹起的政治正確風潮進一步惡化這個問題2,在性別階級的背後,是將問題歸咎於文化的壓迫。誠然,「文化是種壓迫性結構」,文化限制了人們的潛力,將人塑造成社會可接受的樣貌,但同時也慷慨的贈予先人的智慧結晶,賦予人們祖先的遺產。任何追求共同目標的過程必然產生贏家、輸家與階級,正是這種與競賽賦予人們意義和目標。在文化階級的競爭中,贏家讚賞階級,輸家批評階級,這是競爭過程的必然產物,倘若我們追求平等,那麼也意味著必須犧牲價值與目標,如此一來人生也沒有什麼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了。

文化並非男性的產物,而是全體人類的共同結晶。父權結構更像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的一次嘗試,人們在與疾病、貧困和死亡拼搏的過程中,由於女性必須同時肩負著生育的責任與擁有較差的體能,因此在這場生存競爭中也會相對弱勢。許多學者無視生理差異與男性對女性做出的貢獻,直接將所有問題歸咎於男性壓迫,並否定男性的攻擊性,這種後現代性的思想本質上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延伸。

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對於霍克海默等馬克思人文主義者而言,傳統文化是掩蓋剝削、支配與不平等的工具。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更進一步認為階級只是為了要納入受益者以及排除受壓迫者,換言之,性別是男性(受益者)用來排擠女性(受壓迫者)的工具,而政治則是讓從政者獲得好處的工具,階級能存在是因為階級藉由壓迫被遺漏者而受惠。德希達同時也認為「一切皆是詮釋」,將人類社會的所有現象都詮釋為階級和壓迫,否認了男女在生理上的差異。但詮釋終究只是我們與物質交互作用的產物,同一個事物可以產生無數個詮釋,不過他們都並非真實、唯一的事物本身。

儘管共產國家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有害性以及毀滅性,馬克思的幽魂仍然遊蕩在知識份子之中,只是形式由金錢改變為權力,但事實上,權力只是人類在階級中競爭的基本動機之一,並非唯一,這也是男孩與男人在哲學意義中的分水嶺。這種權力觀點的單一解釋不僅是過度簡化問題,同時也忽略了其餘更多、更複雜的因素。

另一項反駁權力說法的論點是,如果只存在權力,那麼權力的使用便完全不受任何邏輯與證據的限制,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以絕對的權力改變社會、消除偏見,直到所有人都平等。也就是說,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權力的追求其實比傳統階級競爭更為強烈。

因此,無論是在方法或是理論上,馬克思與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皆存在重大錯誤,他們忽略了事物的複雜性以及不可避免的生理差異。

在理想的社會中,人們是依據能力來決定地位,而非權力。真正造成階級複製的原因,是因為父母成功的教育與傳承,並不是世襲制度。另外,公平之所以無法追求的原因在於所有群體都可以被拆解至個人層次。每個獨特個體的複雜與多樣性,是無法被群體捕捉的,因此,其實真正的平等根本不存在。

女性社會

有一種社會建構論的假設是這樣的:如果男孩能夠像女性一樣溫柔、同情與善解人意,那麼便能減少攻擊行為,創造出和諧的社會。但攻擊性真的全然不好嗎?

象徵女性的母神特質會使人在受到不公對待時無法堅定站出來反擊,並且太過陰性也會建立一個過度保護的情境,也就是伊底帕斯母親。伊底帕斯母親其實是犯罪(攻擊性)的相反,而這同樣也是一種罪刑。在巴霍芬的原始母權概念中,社會先是母權制度,接著是酒神戴奧尼修斯時期,權力逐漸過度到男性身上,最後則是太陽神阿波羅時期,社會施行父權制度。榮格與諾伊曼認為巴霍芬的理論其實並非代表歷史,更可能是人類心理演變的投射。人類誕生於陰性的混亂之中,象徵陽性的意識會主動追求光明與秩序,但因為生命本身的脆弱與死亡威脅,意識會不斷受到誘惑,想陷入依賴與無意識中,擺脫生存的重擔。我們的意識在啟蒙與依賴間不斷拉扯,擺盪在秩序與混亂之間,但現代的社會政策卻不斷鼓勵人們待在安全、充滿依靠的混沌之中。

這是恐怖母神寓言的啟示,無論男性或女性,都必須憑藉有意識的努力與合作,跳出陰性的混亂之中——更進一步說,跳出養育孩童的環境。試著獨立成長。如果家庭太舒服,或個體缺乏意識,那麼我們就永遠不會離開了,也永遠不會長大。

陽剛特質

男性彼此之間擁有一套獨特的相處方式,拒絕懦弱、依賴他人與自戀,接受義氣、堅強與奮發向上,正如同阿諾·史瓦辛格所言,「不要娘娘腔」,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因為沒有人想負擔你的責任。透過這些特徵,男性間會篩選出夠堅強、值得信任與交往的人。

女性也會透過這些特質抉擇不過度依賴他人的伴侶,因為女性必須對小孩負責,不會期待還要同時照顧男人。也因此,能力更高的女性往往擁有較高的擇偶標準(正如同在父權中所述)。並且獨立自主是男、女性皆看中的特質之一,男性尤其排斥依賴,因為男人應該照顧女人及小孩——或者至少讓自己不需要被照顧。一個清醒的女人,會想要一個清醒的男人,而不是一個男孩。

另一方面,如果溫和與無害成為社會推崇的美德,那麼冷酷與強勢等反面特質便會開始更具吸引力,使得法西斯與軍國主義受到歡迎。這是一種對極度陰性的反撲,隨著近年來男性被要求更女性化,極右翼勢力也相應的逐漸抬頭3,人們也不只想要回到陰陽調和的狀態,而是會追求完全相反的陽剛特質。

因此,強悍一點,脫離家庭的懷抱,跨出舒適圈,擺脫懦弱的性格,獨立的生活與成長,因為女性喜歡更優秀、更聰明的人——而不是娘娘腔。恐怖母神帶來的過度依賴是男女皆須面臨的問題,堅強的對抗它,努力讓自己的人性變得更好、更強壯。

在路上遇到貓,就摸一摸

如果存有是萬能的,人類刀槍不入、百毒不侵、能夠達成任何事,那麼生命本身其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此時生命已經是完美的了,也就意味著無法有更多的追求,完美生命唯一缺少的事物是侷限,正是生命的脆弱與世界的苦難賦與人類意義。我們與充滿限制的世界奮鬥,努力突破瓶頸,是不完美賦與人類價值,也是不完美造就出生命的多彩多姿。

但若換個角度思考,存有本身的缺陷也會使人產生「人性本惡」的想法,人類擁有犯下極度邪惡罪刑的能力,因此存有的存在是否具有正當性?要回答著個問題,不能仰賴思考——儘管它是人類最高的成就,而是透過「觀察」。舉例來說,當我們愛著一個人時,觀察情感便會發現我們並不會忽略對方的缺點,正是這些缺點與修正不完美的過程讓我們愛著對方。因此,儘管人性可能本惡,但我們不應該放棄讓人性變得更善良的嘗試,正是人性中的惡,讓我們有了追求善的理由。

在穩定環境下改善並前行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但如果環境糟透了呢?此時我們不應該整天把痛苦放在心上,只需要一天撥出一段時間,討論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不要讓原本就夠糟糕的苦難晉升為心理折磨,二十四小時縈繞在心頭上。並留心生活中的溫馨與幽默,孩子嬉戲、貓狗玩耍與彼此互助無時無刻都在呈現存有中的善良,只需要一點留心,我們就能發現生命中的奇蹟,意識到人性其實可以很美好,或許這些美好的事物能夠成為黑暗中的一道光,沖散苦難帶來的酸澀與絕望。

結語

尊重傳統,以卑微的態度面對先人的智慧結晶,不要自大。最重要的是,只有你可以改變你自己,是否要認清真相,要不要對自己說謊,改變或不變,正向或負面,一切決定權都在自己手上。

要如何生活,取決於你。

倘若你願意放棄成為自命清高之人,發現自己的微小,謹慎的前進,努力追求高貴,那麼希望這十二條法則可以幫助你,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扛起應負擔的責任。

我們會如何書寫接下來的人生篇章呢?

Endnotes


  1. 這裡必須以現代歐美社會的角度思考。 ↩︎

  2. 或許臺灣目前還不能體會到,但在作為進步主義溫床的歐美大學中,政治正確的發展是左右翼辯論的焦點之一,許多右翼認為,不斷上綱的政治正確思想教育已經過頭了。 ↩︎

  3. 同樣的,這裡也必須觀察西方社會,德國的另類選擇、義大利的梅洛尼、法國的勒朋、美國的川普、匈牙利的奧爾班無不證實極右翼正在崛起,誠然,經濟、國際外交與地緣政治等其餘因素也應該被考量。臺灣目前還尚未、也未必會踏上歐美的道路,但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社會女性化的情況是否已然在亞洲社會發生? ↩︎